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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保护呼唤全面立法

2009-06-05 01:19:17 来源:天天宠物网 浏览: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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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媛媛

  我国专门的动物保护法律中,目前只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版),于2004年8月28日颁布并施行。随着人与动物关系不断改变,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已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近几年来,专家不断呼吁,尽快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完善动物保护法制建设。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本法。”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部法律的着眼点放在利用资源不是保护动物上面,过度强调了野生动物的“资源性”。法律保护对象狭窄:目的是对“珍贵、濒危”动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这一规定,必然导致普通的野生动物和家养的动物都得不到有效地保护。

  专家们一致认为,我国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主要存在立法目的不明确、保护范围过窄,野生动物致害赔偿制度不合理等方面的缺陷。

  动物保护法制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动物的法律地位问题,《野生动物保护法》把野生动物和人关系放在一种从属关系上,仅仅把动物视为资源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虐待的现象了,这是我国动物保护立法的缺陷。

  动物究竟是继续作为法律关系得客体加以保护,还是可以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进行保护的问题。我国法学界进行了多次讨论,大部分的观点认为,人与动物在法律地位上不能平等,不能做法律主体。

  动物在西方的法律上已经有相当权利,许多国家动物通过了动物福利的法律,有些国家甚至通过了明确规定动物权利的法律。到底要不要赋予动物的以法律地位,国内外专家的辩论一直在进行之中,虽然在短期能还不能达成共识,但这些讨论和见解,对与我国如何进一步采取保护动物的必要法律措施,是非常有帮助的。

  2002年发生的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硫酸泼熊案件,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是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对刘海洋提起公诉。在庭审过程中,诉辩双方为主要围绕着被伤的熊属于“财物”还是“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展开激辩。由于《野生动物保护法》只对“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等相关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及相关惩罚措施,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的行为则找不到相关的处罚依据,由是他不构成“非法杀害、猎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所以最后检察机关只能以故意损坏财物定罪,免予刑事处罚,这起事件真实的反映了我国对伤害、虐待野生动物行为规范的欠缺。专家认为,“防止虐待、虐杀动物”应该成为动物保护立法中的最基本的底线原则。”为了更好的保护野生动物不受伤害,我国应该尝试将“防止虐待、虐杀动物”纳入法律的规定中。

  此外,动物福利作为动物立法的高级阶段的产物,在我国的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中只有较少的表述。动物福利是指人们给予动物各种保护措施,包括免受残忍虐待,改善生存条件以及照顾到动物的心理、精神需求等,动物福利主要保护的是家养动物和农场动物。

  现在城市居民养、养狗、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养宠物的人喜欢时,把猫狗当儿子、闺女似的宠着;不喜欢了,就随便遗弃,甚至虐待。动物保护相关人的权利和义务没有明确,动物福利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尽管有关主管部门及不少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已经提出进行相关立法的建议,但因为在动物的法律地位等立法基本理念没有达成共识,相关立法工作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专家们认为,动物保护立法需要结合我国国情,综合的考虑文化伦理传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程度,有选择地借鉴和吸收国外动物保护立法的经验,逐步完善动物保护法制建设,并在此基础上,从深度和广度上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动物保护立法工作。

  新闻背景

  2004年,北京市曾经公布了一份动物福利法规意见草案,提出要考虑动物福利,建议改善动物福利,要求人道慈善对待动物,特别是在屠宰牲畜时,要尽可能减少动物的疼痛。这一意见稿很快被否决,一个主要理由是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为动物福利立法,不切合事实,为时过早,太超前。另一个近期的例子是2007年底,河南开始试点在中国首次进行人道屠宰。为此,《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通过新浪网和腾讯网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1373名参与投票的公众中,31.1%的人认为“人道屠宰”是“多此一举”,46.7%的人表示不愿为抬高猪肉价格的“人道屠宰”埋单。有56.7%的公众认为,应该“先解决人的问题,再管猪吧”。然而,动物立法在世界很多国家普遍实施,不仅在欧洲各国,而且在一些亚洲国家,均如此,为什么在中国就为时过早、超前呢?

  动物在法律中仅是“物”?

  近年来,中外学者围绕“动物是不是物”?动物的地位、权利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话,由于涉及到主体和权利等法律上的命题,法学界关于这个的问题的回答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的动物可以成为法律的主体,可以由法律赋予权利;另一派的认为动物不能作为法律主体,不能由法律赋予权利。

  在我国的法学界,大家普遍认为人与动物在法律地位上不能平等,不能做法律主体。重庆大学教授陈德敏认为,赋予动物法律地位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必要的,我们进行动物保护立法,规范人类的行为以加强的动物保护。动物无法也不必成为法律主体。

  到底要不要赋予动物以法律地位,在短期能还不能达成共识,但这些讨论和见解,对与我国如何进一步采取保护动物的必要法律措施,是非常有帮助的。

动物在法律体系中属于客体

  动物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法律地位中属于客体,没有任何法律地位,没有任何权利,这些同其他国家无异,但是,不同的是,在中国的法律中,尚未承认动物是有感知的生命,没有正式承认动物有福利需要,有其自身的价值。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保护人而制定的,没有从动物福利需求和动物作为生命的需求考虑,动物是物,是私有财产,是工具,是农业产品,是食物,是人们利用的工具和资源。

  动物权利,而不是“动物的人权”

  动物福利法确认的是“动物的权利”即动物权利,而不是“动物的人权”,更不是法律确认了动物是人。“动物的法律权利”与“动物的人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的人故意将动物的权利混同于动物的人权,进而污蔑主张动物福利的人是将动物等同于人,这些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对动物的权利和动物的人权这两个概念缺乏起码的认识。

  德国:在物法上将动物和物分开

  作为德国法律体制基石的《民法典》(BGB),1990进行了修订。其中在题为“物和动物”下的第90(a )条规定:动物不是物。动物得到特别法律的保护。有关物的现行法律,只有在没有特别有关动物法律的情形下,才适用于动物。这样,只要有有关动物的法律规定,有关物的法律就不适用于动物。这说明德国立法者和法律体制已经将动物同普通的、传统的物划分开来。动物不再是以往法律界定的物,而是在人和物之后的第三类法律实体,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实体。

  欧盟:动物不是一般的“物”

  1999年,欧盟各国终于通过了《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附加议定书》,附加于《欧盟条约》。此议定书写道:各协约国,鉴于希望确保作为有感觉的生灵的动物福利得到更好保护和尊重,同意:在起草和实施共同体的农业、运输、国内市场和研究一般政策时,共同体和会员国应充分重视动物福利需求。欧盟各国开始承认动物不是一般的“物”或产品,而是有生命的生灵,有他们作为生命的特别需要,人们不能用对待农业器具或瓜果蔬菜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动物,这一新的理念和认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动物福利立法应适应国情

  动物福利是指“动物与其环境协调一致的精神和生理完全健康的状态”。动物福利立法却早在动物福利这个概念明确提出的100多年前就出现了。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出台了有关不虐待动物、保护动物福利的法律。

  针对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目前还有很多人的问题有待解决,不应该花精力考虑动物的看法,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杨源认为,动物福利立法并非为了保护动物权利,动物福利立法终极目的仍然是为了人的利益。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蔡守秋认为,许多虐待动物、导致动物极端痛苦的人的行为对人类或动物均无利益。动物福利立法不仅不会损害人的根本利益,而且恰恰是为了增加人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动物福利法规定的人对动物的责任和义务是维护动物权利的保障。动物福利法承认和维护动物福利是对动物自然权利的法律认可和维护,是动物福利法较其他动物法更为先进、发达的体现。

  目前各国的动物福利法大都已经确认动物在动物福利法法律上的地位(指受法律保护的地位),已经承认和保障动物的生存资格、动物活动的自由、动物的福利和动物对人的正当需求,因而实际上动物福利法已经确认动物的自然权利。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杨源认为:立法应该考虑到法的必要性及法的实施的可行性。鉴于目前国情和公众的心理,不适于直接制定农场动物福利立法,动物福利是一种理念,我们在相关立法中规范动物的饲养标准,包括住舍、饮食等,实行强制性的标准化生产,以此体现了动物福利的理念。此外,在动物福利相关立法同时应考虑饲养者利益,避免给予动物过高的福利,导致饲养者无利可图或者产品价格过高,社会公众难以承受,不能以牺牲人的基本利益来实现动物福利。

从“虐猫”事件 

反思我国动物保护法律制度的缺失

  闫海超

  2006年的虐猫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网友们通过“人肉搜索”成功的把事件“主谋”曝光后,铺天盖地的讨伐声一片接着一片……

  虐猫事件,让我们重新审视了网络的力量,由它所引发的社会舆论力量之强大令我们着实惊讶,虐猫者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现有生活完全被打乱。但更深层次地来审视这一现象,在讨伐、鞭挞的背后,问题直指我国动物保护制度的缺失。虐猫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也曾给予了高度重视,但经过审慎调查和法制部门的专门研究后,最终认为此事不够立案,讨伐只能停留在舆论层面。仔细查阅我国现行动物保护相关法律、规章之后,我们遗憾的看到,没有任何条款适合此类情况。

  “虐猫”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泼硫酸”事件、取熊胆、虐、食猴脑等现象仍在不断上演。我们不敢设想,一旦这种现象由个案变为普遍现象,社会将呈现一种怎样的态势?怎样来遏制、制约这种虐待动物现象的发生?由此而来,动物保护制度的健全成为我们迫在眉睫的问题。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缺陷

  1988年通过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通过20多年的实践,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在的社会情况,暴露出立法目的不明确、保护范围过窄,野生动物致害赔偿制度不合理等方面的缺陷。

  动物保护范围过窄

  《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珂认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范围的认定不够恰当。容易造成立法上的规范空缺和重叠,使政府相关部门的权力和责任规范不够科学、完善,产生管理漏洞或者重复管理和建设。同时,我国保护动物在种类上较狭窄,缺乏对普通动物保护的一般性规定。

  虐待野生动物行为成法律漏洞

  我国现行法律只对“非法捕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等相关行为规定了法律责任及相关的惩罚措施,而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的行为却找不到相关的处罚依据。

  周珂认为,这部法律把野生动物和人的关系放在了一种从属关系上,仅仅把动物视为资源的一种,那么其所有人对它的使用他人不能干涉。因此,法律必须首先对动物的法律地位做出规定,保护动物,让其免受虐待。

  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救制度欠缺

  关于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补救措施,法律没有对补偿的具体条件和标准做出规定,也没有规定补偿资金的来源途径、保障措施和补偿纠纷的处理方式,这种过于原则化的规定不利于实际操作。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教授秦天宝认为,我国应对因野生动物所受损害补偿救济的资金保障、责任主体、条件、范围、标准以及补偿纠纷的处理等进行规定。补偿救济的资金建立专项基金制度,将其纳入国家和各省的财政计划;同时引入市场机制,调动社会力量,拓宽补偿资金的来源渠道,为野生动物致使补偿的实现提供经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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